真正做古村之友不長不短的一年時間，既是奔波也是愉快的一年。一年來一半以上時間在路上度過，把航班多定在晨起和夜歸，一方面為了能更好在白天和各地伙伴們見面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飛行時間好好睡一睡，當然也為了更加便宜的機票。我知道這段總結回顧是不能少的，盡管做得還很不夠，很不好，臭媳婦得見公婆，這一年不少調動社會熱情和各地古村之友的參與，對社會應有個匯報和交待，歡迎大家多多批評和建議，當然更希望是大家多多參與。

　　【古村之友的前身】

　　我的學業(yè)是規(guī)劃設計，從一個懵懂的鄉(xiāng)下娃到學習了一門可以在土地上指手畫腳的專業(yè)人士，都少不了一份大展拳腳的雞血。和一批可能是大師、準大師和懷揣著大師夢的人們完成了學業(yè)，或多或少感染了熱血的毛病，然后被扔到祖國轟轟烈烈的城鎮(zhèn)化建設浪潮。先后也在政府、號稱境外設計名企、城鎮(zhèn)化咨詢智庫、旅游咨詢與互聯(lián)網平臺、境內設計企業(yè)從事城鎮(zhèn)化產業(yè)鏈上從研發(fā)、策劃、規(guī)劃設計、新媒體、著述、社會活動等崗位的學習工作。說這些不是為了炫耀和裝逼什么，恰恰是痛苦和反思讓我不間斷去尋找答案。盡管做設計時拿過號稱的國際大獎、出過最熱門話題的學術著作、親自參與和主持行業(yè)最大自媒體集群的建立、也冒充象模象樣地去制定什么省級戰(zhàn)略。

　　但當看到:明知是破壞的規(guī)劃設計會更好地被通過，明知是制造不公平和社會傷痕的鬼點子會被接受，明知是喪失人格和倫理的職業(yè)行為被更多人當作智慧被廣泛效仿。城鎮(zhèn)化叢林時代的群氓亂象，一個個圓睜著眼，張大著嘴，像剛吃完獵物嘴角還粘著未干血漬的獅子，又磚營著去捕下一個獵物。在我心里，這個面孔是猙獰的，也是讓我膽寒的，我懷疑是不是我病了，那樣的一段時間是令我痛苦的。

　　于是我選擇去和普通公眾講述這些理念，以驗證我是不是真的出了問題。告訴公眾城市需要生態(tài)，社會需要公平，城市生活需要以人為本。教他們識別怎樣的規(guī)劃設計在破壞生態(tài)，告訴他們哪些房地產商的效果圖和樓書在欺騙他們，哪些東西留下來會更有價值。我發(fā)現他們很喜歡我和我的團隊，我并沒有病，認同和喜歡我的人比說我們有病的人更多。這也就在2010年形成了我的第一個公益組織——可持續(xù)城市公益論壇，以向公眾傳播生態(tài)、公平、可持續(xù)城市理念和教老百姓辯偽的一個公益?zhèn)鞑C構。

　　那個時候微博才剛剛興起，微信還是在后來兩年內出現的，可持續(xù)城市公益論壇就通過面向公眾開展演講來傳播，漸漸地這個組織團聚了一批北大、清華、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還有一批海歸的講師團，當時我們的理想是大師面向公眾演講是不現實的，我們要盡可能團聚一批大師門生走進公眾，讓他們有知識有辨別地參與到并影響城鎮(zhèn)化浪潮。隨著這個組織的不斷壯大，我們從杭州走到上海，開始面向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長三角的主要城市的圖書館、市民講堂和市民分享，也從他們的反饋中修正提升我們的知識。

　　后來我們開始用微博，發(fā)現這個玩意兒很好用，不用費時費力還費錢地走進公眾，寫好文章在微博里傳播就會被很多人看到，還很容易獲悉各路真假專家的言論和觀點。所謂知己知彼、百戰(zhàn)不殆，尤其是漸漸有了些辨識假專家的經驗(當然這里不能上升到反動專家)。在那段時間里為了摸明白各路觀點和專家的邏輯，收集整理了整個城鎮(zhèn)化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專家近十年的學術成果和散見于微博等公開平臺的言論，并形成了較為細致的讀書筆記，使得我們更有底氣與他們探討甚至交鋒，在微博里參與或發(fā)起了很多論戰(zhàn)，也交惡不少，后來也就不斷有托人帶話、圈子封殺之類的事情出現在我們身上?；蛟S真是小破孩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寬(放王林的話，你小子吃幾碗飯，用氣功隔幾十米就戳死你)，好像越是排擠，就更激發(fā)我們不斷探究下去的雞血。

　　【和專家切磋的那些日子】

　　既然說到這兒，我也嘗試第一次來梳理我對那個時期專家的分類總結。人數最多的一類應該是隨著浪潮撿貝殼的專家，他們應該不是觀點和言論的主導者，或許會有一些反思，但由于師徒門第、關系紐帶的原因，選擇在小范圍內茶余飯后吐吐槽，以關照內心逐漸消失的正能量火種，當然很多人也把它當作了無傷大雅的閑蛋話題。這一類專家有一個很不好的毛病就是，一旦發(fā)生論戰(zhàn)，就立馬放棄掉是非判斷，選擇為門戶而戰(zhàn)，為好友而戰(zhàn)，一副出現異己就打群架的架勢，也是打群架中起哄和踢飛腳的主要人群。

　　第二類專家我嘗試把他定位為引導那個時代主流觀點和輿論的專家，出入政商高級廟堂，和古時擅長帝王術的幕客相似，當然也會不時走進群眾尤其是學生演講，自然有一批粉絲擁著(此刻很多他們曾經的觀點和言論被證偽或者有害，我是很為他們怎么向粉絲們交代難為情的，當然也會有一批會以“那個時代認識局限”而一笑置之)。當然主導著轟轟烈烈的城鎮(zhèn)化自然也會或多或少讓他們膨脹一些，很有意思的是“他們通常會以某某核心城市(比如北京)的總體規(guī)劃是我做的，或者某某省委書記、市委書記吃飯時和我說blabla”，可后來一想北京城都規(guī)劃成那德行了，換我是不好意思提那是我做的。后來我還真碰到了有專家為自己做的規(guī)劃懺悔的，讓我不要再提他的傷心事，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久違的人性光輝，真得為他好好點個贊。后來又遇到和他們吃飯的省委、市委書記不間斷在他們做的規(guī)劃里犯事進局子里，也不知道他們現在該說和誰一起吃過飯了。再有張高麗說“城市規(guī)劃要提高水平”，行業(yè)和大佬們一片哀嚎，個中復雜的情感我是體會不到的，也挺為他們如何自處捏一把汗的。

　　當然我不希望被大家說成風涼落井下石的小人，也得為這類專家說句公道話，在那個時期，的確是氛圍的膨脹和與權力的親近，可能自己也不自覺地染上了權威的傲慢。和這類專家在探討交鋒的時候，我并不最討厭這股傲慢的氣勢，習慣了做孫子其實還蠻享受的。(當然毫無疑問這個群體中智者云集，大多可能知道正確的道路可能不是當時那個樣子)。但傲慢一旦形成，也就退化甚至喪失了傾聽群眾和草根的愿望和能力，甚至成為嫌棄打壓正能量的幫手，這是我最痛恨的，打壓了社會創(chuàng)新中最重要的群眾和草根力量，這也是為什么代表草根創(chuàng)新的“創(chuàng)客”一經提出，變形成了真真正正的社會浪潮，群眾和草根憋壞了，一下就釋放大勁了。

　　第三類專家我把他們理解為學術期刊里的專家，主流的社會觀點和輿論浪潮基本和他們沒有太大關系，或許出于興趣或許出于無奈，偏安一隅做自己或情愿或謀生之道的文章，當然應感激他們不像第一類專家那樣起哄去撿大潮里的貝殼，在漸漸式微的傳統(tǒng)學術期刊里留有他們一席之地去摸索星星點點的創(chuàng)新之路。正是這份自得其樂，我也就很少和他們碰上交鋒，能寫的東西自然就少些。只是后來微博微信出來，人民群眾口碑里的好文章和轉發(fā)率對他們的沖擊是很大的。我當時有這么一個經歷，給某一核心期刊投稿，編輯給我的回話是“你是副教授以上嗎？你是副局以上嗎？”我說不是，對方就回答“那我這個版面是準備給老先生的”。后來我做了微信公眾號，把那篇學術文章放上去，閱讀量超過了一萬，然后去查了下那本雜志的訂閱量在5000，我心里也就坦然了很多。

　　第四類專家我把他們定義為神壇里的專家，這類專家有著很強的學識和研究功底，也有很好的是非判斷和理想堅守，也時常臨高一呼應者云集，我愿意把他們和胡適進行類同(學史不深，比得很粗，可炮轟勿鄙夷哈)。在專業(yè)領域的學術神壇里，有了神的資歷，自然會有神的身段和腔調，或許是為了神的榮譽，不太愿意離開自己的領地，甚至管他身旁一片火海。神壇里的專家還有一個特點，神和神來往，理想主義的光環(huán)團聚屌絲，屌絲事后發(fā)現只是炮灰。好在出了一個以團結屌絲為己任的互聯(lián)網，讓神壇里專家的屌絲吸引功力退化，也或許感受到了一些壓力。其實我是仰慕和崇敬神壇里的專家的，因為我也是一個甘當炮灰的屌絲，所以幾乎還不敢和他們交鋒。只是后來做久了炮灰，會不自覺希望神能把光芒普照得更寬廣一些，讓更多炮灰能幸存下來，這樣神的威力也就更大了。

　　第五類專家我把歸類為教父型的專家，當然要成為教父就一定要是專家，但是很有可能他是不及神壇里專家在某一領域那么高超，但是他會愿意關注投身到他可能不太熟悉但社會最需要的領域，從這一個方面我是愿意把棄醫(yī)從文投身思想建設的魯迅理解為教父型的專家。教父型的專家還有一個特點是愿意團結和引導廣泛的進步屌絲，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一人得道成了佛不如帶弟子們也成個菩薩之類的。當然團結群眾和屌絲倒不見得一定是為了成佛，而是在需要解決的社會苦難面前認識到社會的力量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丟掉神壇走進屌絲。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愿意將李大釗教化青年為救國計認為是教父型的專家。的確我是最欽佩也是最渴望教父型專家，但當下也的確是鳳毛麟角，當然我相信會多起來，可能是某個神壇里的專家正在轉型，或者某些角落里他們正在蓬勃發(fā)芽。

　　本來此文不是為了寫這些專家，但不梳理清我和這些專家的交鋒和認識，是不能推導出古村之友的發(fā)起，好在這個契機讓我第一次把對專家的認識系統(tǒng)化了，我相信會很挨罵，也好在挨罵一直是成長路上最大的收獲和助力，也就認了。

　　也就是可持續(xù)城市公益論壇和城鎮(zhèn)化專家們探討甚至交鋒的兩年時間里，微博微信里口水和文字的橫飛，實在像隔空打棉花肚，起不了多大個屁用。盡管不怕得罪人，但也的確碼字費力，論戰(zhàn)費神。

　　當然這幾年和專家的切磋也是學習了不少，也是堅定了古村之友走一條社會化的道路，而不僅是專家和權威解決之路，當然專家和權威的意義非常重大。讓社會明白社會的事情是自己的事情，每個社會的個體共同參與解決，才能形成公眾的關注和自我愛惜意識，才不能至于專家無力或者專家變節(jié)之時，社會就一片盲然和無助。當年梁思成的頂級專家身份也未能留得住北京古城，其實我們是沒太多理由去苛責專家能主導發(fā)展方向，能在關鍵時期堅守和保持清醒，對專家而言已屬不易。